疫情初期，朋友发来一则网上流传的段子：“广东人吃出了非典，武汉人吃出了新冠肺炎。就不能学学云南人？吃野味只吃野生菌子，要毒也只毒自己！”不知道这几句话如果翻译成英文拿给外国人看，是否人人都能瞬间看懂？
“毒”的三重涵义
现代汉语用“毒”来指称三种非常不同的东西，虽然相关范畴有所重叠，仍可大致划分如下：
1.毒物（toxicant）：小剂量即可对生物体造成严重损害的化学物质，包括毒素（toxin）、毒液（venom）、毒剂（poison），人体与毒物建立关系即“中毒”（toxicosis/poisoning），典型表现为致死，消除其负面影响的方式称为“解毒”（detoxification）。
2.毒品（drug）：成瘾性药物，人体与毒品建立关系即“吸毒”（drugabuse/addiction），典型表现为致幻，摆脱其负面影响的方式称为“戒毒”（drugrehabilitation）。
3.病毒（virus）：在适当条件下可表现出生命活动的大分子（核酸-蛋白质）结构体，人体与病毒建立关系即“感染”（infection，拉丁语动词inficere意为“染色”、“污染”），典型表现为致病，避免其负面影响的方式称为“消毒”（disinfection/sanitization/sterilization）。
LaMortdeSocrate(detail),Jacques-LouisDavid,
瘾君子不会去吸毒物，投毒害命的人也不会优先选择去投毒品，而一些毒蕈介乎毒物和毒品之间。由于毒物和毒品不会自身复制，同一物质在暴露其中的同种个体身上产生基本相同、不会传播的效果，因此其毒性（toxicity）可用毒理学的剂量原则较精确地测定；病毒和细菌则因为能够在与免疫系统的互动下增殖，可能在同种个体身上产生差异巨大、可传播的效果，像诺如病毒、痢疾志贺氏菌、鼠疫耶尔森氏菌有时只需十来个病毒颗粒、活菌细胞即可感染致病，并通过宿主的互相接触扩散到群体之中，其毒力（virulence）不能简单地用剂量原则加以衡量。
“毒”的原义
中西之“毒”皆从“对人造成伤害”这一性质获得定义，随后作为一种转喻用法逐渐固定：
1.《说文》：“毒，厚也。害人之草，往往而生。”
2.英语“toxic”一词来自拉丁语“toxicum”，“toxicum”源于古希腊语“τοξικ?ν”（toxikon），是“τοξικ?νφ?ρμακον”（toxikonpharmakon）的略称，“τ?ξον”（toxon）是“弓”，“τ?ξευμα”（toxeuma）是“弓箭”，“τοξικ??”（toxikos）即“弓弩的”，“τοξικ?νφ?ρμακον”意思是“涂抹在弓箭上的毒药”或广义的“箭毒”。这个具有“毒/药”双重涵义的“φ?ρμακον”（如同中国古代药毒不分）与德语“Gift”（毒药/礼物）的关系，已有学者专门讨论。
3.英语“poison”来自拉丁语“potio”（药/毒饮、药/毒剂），“venom”来自拉丁语“venenum”（[有时特指与爱欲、魅惑有关的]药/毒汁、药/毒液），两者涵义与“φ?ρμακον”较为接近。
4.英语“virus”在拉丁语中原义是“（动植物的、带有恶臭的）黏液、毒液”，也可用来形容具有浓烈咸腥味的海水等；“virus”在古希腊语中的同源词是“???”（ios），“???”有“箭矢”、“（铜）锈”和“毒液”三种意思。
SanSebastián,JosédeRibera,
作为武器的“箭矢”这一特殊意象也在“疾”、“医/醫”等汉字的构形中留下了痕迹。《说文解字注》：“疾，病也。……矢能伤人，矢之去甚速，故从矢会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说，动物靠爪牙这样的武器来划分彼此。但与动物爪牙和各种花里胡哨的人类近战武器不同，箭矢的简洁造型使其获得较远射程，从而令射箭者无需近距离接触即可对目标造成致命创伤，他们自身却毫发无损。
无论是打猎还是杀敌，弓箭都被人用来牢固地确立自身所属群体的生存，对毒药的使用更是体现着不同群体间斗争对抗的强度。“因为武器不是别的，只是斗争者自身的本质。”由于“virus”、“toxic”、“疾病”的字面背后有着源始的兵器/军事要素，今日的战争化修辞从人体微观层面到国际宏观层面全部畅通无阻。
SainteSébastienne,LouiseBourgeois,
古典时代的“virus”
罗马帝国早期，凯尔苏斯（AulusCorneliusCelsus）曾在《论医术》（Demedicina）中说明被猿猴、疯狗、蛇等动物咬伤的处理方法，他写道：“几乎每一处咬伤都含有某种毒液。”（Omnisautemferemorsushabetquoddamvirus.）在该段落中“virus”与“venenum”是并举的。科路美拉（LuciusJuniusModeratusColumella）在《论农务》（Dererustica）中讨论牛瘟时提到了“疾病之力与瘟疫之毒”（vismorbipestilensquevirus），他在描述蛇与其他有毒动物对牛的咬伤、沼泽的有毒恶臭时也使用了“virus”一词。迪奥斯科里德斯（PedaniusDioscorides）的《论医药材》（Demateriamedica）则列举了数种有毒的铜绿（???χαλκο?,ioskhalkou）的药用效果。
这时是公元一世纪，圣经新约正处于成书阶段，时人所习见的蛇毒同样出现在其中。
比如罗马书3:13说：
CUV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用舌头弄诡诈，
嘴唇里有虺蛇的毒气。
WH
τ?φο??νε?γμ?νο??λ?ρυγξα?τ?ν,
τα??γλ?σσαι?α?τ?ν?δολιο?σαν,
????σπ?δων?π?τ?χε?ληα?τ?ν.
试译
他们的咽喉是被打开的坟墓，
他们用舌头行欺骗，
他们的嘴唇下有虺蛇的毒液。
VUL
Sepulchrumpatensestguttureorum,
linguissuisdoloseagebant,
venenumaspidumsublabiiseorum.
又比如雅各书3:7-8有这样两句：
CUV
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
本来都可以制伏，也已经被人制伏了。
惟独舌头没有人能制伏，
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WH
π?σαγ?ρφ?σι?θηρ?ωντεκα?πετειν?ν?ρπετ?ντεκα??ναλ?ωνδαμ?ζεται
κα?δεδ?μασταιτ?φ?σειτ??νθρωπ?ν?.
τ?νδ?γλ?σσανο?δε??δαμ?σαιδ?ναται?νθρ?πων,
?κατ?στατονκακ?ν,μεστ??ο?θανατηφ?ρου.
试译
野兽和飞鸟、爬虫和水族的任何自然种类皆可被驯服，
而且已经被那人类驯服了。
但是这舌头，人群中没有谁能够驯服，
它躁动不安，邪恶不堪，充满致死的毒液。
VUL
Omnisenimnaturabestiarumetvolucrumetserpentiumetiamceterorumdomantur
etdomitasuntanaturahumana.
Linguamautemnullushominumdomarepotest,
inquietummalum,plenavenenomortifero.
而这种表达其实是来自早先的希伯来圣经和七十士译本，例如诗篇:3：
CUV:3
他们使舌头尖利如蛇，
嘴里有虺蛇的毒气。（细拉）
WLC:4
?????????????????????????????????????????????????????????????????
试译
他们把舌头磨得尖利如蛇，
他们双唇底下有虺蛇的毒液。
LXX:4
?κ?νησανγλ?σσανα?τ?ν?σε??φεω?,
????σπ?δων?π?τ?χε?ληα?τ?νδι?ψαλμα.
VUL:4
Exacueruntlinguamsuamquasiserpens,
venenumaspidissublabiiseorumsemper.
（圣经希伯来语“毒液”一词[?????]原义为“暑热”、“怒气”；“虺蛇”据考证是埃及眼镜蛇。）
蛇、刀、箭是舌头的常见喻体，汉语也用“唇枪舌剑”来形容激烈的争辩。以上各例指的都是人的言语之毒，放在今日充斥着谎言谣言、恶语咒骂、连篇废话的疫情语境中居然十分应景。尤其是新约的两例与死亡意象相关，在原文中甚至稍显突兀，但若是单独抽出，在“人所造的语业”之外赋予另一层涵义似乎也问题不大，足以反映出今人审视疫病的特定角度：人放纵口腹之欲，偷尝野味，以致自食恶果、自取灭亡，造成眼下的灾异乱象。
从近代医学到现代微生物学的“virus”
十六世纪初期，一种古方不载的疾病传入中国岭南地区，使人身患恶疮，称为“黴（霉）疮”，又因状如杨梅而得名“杨梅疮”，后来“杨梅毒疮”简称“梅毒”。十五世纪末，该病已在欧洲暴发，此时正值文艺复兴时期。弗拉卡斯特罗（GirolamoFracastoro）在发表诗歌《梅毒，或高卢病》（SyphilissivemorbusGallicus,）之后，可能受到卢克莱修《物性论》的启发，又在其著作《论传染与传染病及其治疗》（Decontagioneetcontagiosismorbiseteorumcuratione,）中提出了关于人传人疾病的接触传染因子（seminariacontagionis）的猜想（seminaria来自semen，即“种子/精子”；动词contingere意为“接触”）。很快，人们开始用“virus”来称呼这种“花柳病”（luesvenerea）的致病因子（留意venereus与venenum在词源上的关联）。
当时的医学处于范式转换阶段，主张“内脏体液失衡致病”、“瘴气致病”的盖伦式学说受到挑战。于是，通过再度挪用长久以来不洁的女性形象，一种性别污名化的病源理论在男性主导的医化学（iatrochemistry）领域兴起：不同男人的精液在滥交女性湿热的体内混杂腐化，从而产生有毒物质，其尖锐粒子即为致病毒瘴，通过性交传染给男性。中医的解释也同样像是不同范式的某种结合：“此疮皆脏腑之积毒，脾家之湿热……男子与生疳疮妇人交感，薰其毒气而生。”（《疮疡经验全书卷六》）因为缺乏观测手段，人们始终无法确定各种疾病的病原体是毒粒还是某种有毒生物，导致多种名称并存，后来“germ”一词也开始在“疾病种子”、“病原微生物”的意义上被使用。细胞和细菌的实体在十七世纪被观察到，随后相继获得命名，但直到年苍白密螺旋体被发现，关于“syphiliticvirus”及其“virulence”的想象在数百年内一直支配着性病学（venereology）的研究与实践。
接下来才是那些会出现在生物学教科书的内容：在巴斯德身处的十九世纪，“virus”仍用来泛指一切活的感染性致病因子；年，伊万诺夫斯基发现患烟草花叶病植物的提取液在过滤除菌后仍可致病，他认为滤液中含有某种细菌分泌的毒素；几年之后，拜耶林克也做了相同的实验，却发现滤液只能使活细胞感染，他认为这是一种有别于细菌的感染因子，是“流动的活的传染体”（contagiumvivumfluidum），并称之为“virus”。
从以上梳理不难看出，拜耶林克实际上没有为之真正命名，他当时不完全清楚自己究竟发现了什么，他所使用的两个表达也都不是任意的选择，而只是遵循并延续了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到了二十世纪，这种“virus”的化学本质和作用原理才获得确认。不过由于已经作出了命名式的决断，我们就不得不（用教科书的历史书写）淡化这一窘境：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人类对“virus”一词的使用与对病毒病的认识并不重合。烟草花叶病毒、猴疱疹病毒、狂犬病毒、牛瘟病毒是病毒，而蛇毒是毒素混合物，梅毒螺旋体则是细菌。
细菌可能会合成外毒素或内毒素，但是病毒在其生命周期之中并不产生毒素，因为病毒与细菌的生命活动完全不同。细菌实行二等分裂，它无论处于何种环境皆须在细胞层面维持生存，其毒素是有利于这一生存的代谢产物，而其他细胞层面以上的生物通过抗生素（antibiotic）来妨碍其生存。有些细菌的毒素基因在染色体上，有些细菌通过携带质粒和前噬菌体来编码毒素。病毒则是穿透细胞、复制装配、释放逃逸，它自身没有代谢，不在细胞层面维持生存，所以抗生素对其无效。除大型病毒以外，病毒基因组空间与编码蛋白质种类相当有限，基因密度高，基因重叠现象也非常普遍，既不需要也无法储存那些编码毒素大分子的遗传信息。
虽然我们说许多病毒具有“细胞毒性”（cytotoxicity），但这已经是一种“隐喻+转喻”的用法（κ?το?[kutos]原义为“中空容器”，引申义为“身体”、“躯干”甚至“城邦”），综观不同种类的病毒，其细胞毒性与致病性（pathogenicity）并不呈正相关关系。而且若使用这样一种表达，我们就必须承认，某些免疫细胞即使在正常运作时也具有“细胞毒性”（它们正是通过这种细胞毒性来起作用的，许多病毒病的症状其实是病毒感染的免疫学后果），而这已经与“毒”的本义——“对人造成伤害”——相去甚远了。
东亚汉字文化圈用“免-疫”而非“免-病”或“免-疾”来翻译“immunity”。《说文》：“疫，民皆疾也。”《字林》：“疫，病流行也。”在西方，医学上的“immunity”概念最早就是从“避免再次染上某种烈性传染病”的角度被把握的，并非指向身体在正常情况下针对外源物的防卫机制。
如果忽略“virus”本身固有的问题，那么“毒体”也许可以成为“virus”的一种权宜译法，不过最终却是“病毒”这个意译二字词得以在东亚通行，结果就导致这个名字几乎无法用来称呼噬菌体，因为对人来说，噬菌体既没有毒也不致病。出于相同的原因，汉语在翻译“pathogenicvirus”时也不得不使用“病原性病毒”这样的冗余表述。
命名的偏差其实谈不上有什么稀奇。在为有限的初始词汇赋予涵义之后，除了在词义演变的同时采用不断偏差开去的字词组合，我们究竟还能以何种方式来为新事物命名呢？只不过，对微观和宏观事物的命名确实标出了人类直观认识所能抵达的周围世界的边界。
撰文
apokatast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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