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消化研究,追求国际接轨我国著名

  我国著名消化病学家,上海交通大医院终身教授,上海市消化疾病研究所名誉所长萧树东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年7月22日17时08医院逝世,享年85岁。追思会场设于上海市山东中路医院(浦西)5号楼10楼消化所会议室,自7月24日始每日9:00~16:00。

  萧树东教授长期从事消化内科工作,尤其是胃肠肿瘤及其癌前疾病、幽门螺杆菌感染及其相关疾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首先应用血卟啉衍生物和光动力学治疗胃癌,继而与复旦大学叶衍铭教授等合作研究自发荧光诊断胃癌的研究。也是他最先提出用呋喃唑酮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广泛   今日,我们选摘一篇萧树东教授自述文章,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代医学大师的风采,为了促进中国消化病学学科发展和进步以及消化系统疾病诊断和治疗,他作出了毕生的努力。因为不甘落后,所以选择坚持和奋斗

  一心想学医的我在年从上海第二医学院(以下简称二医)医疗系毕业后,医院的内科住院医师,年医学院院系调整,医院的内科工作。医院的心血管科在全国是相当有名的,许多刚毕业的年轻人都希望能够成为心血管科的医生,我也不例外。在上世纪50年代末,我还编写了《实用临床心脏听诊学》一书,几乎成为当时临床医师的必备工具书。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消化病学的发展明显滞后,时任内科副主任的我国著名消化病学专家江绍基院士看到了消化专业的前景,提出了成立消化科。他深信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并且孜孜不倦地开拓这个内科新领域,我记得他说过:“只要人民需要的,没人、没设备也要干。”于是我愉快地接受安排,参加到组建消化科的工作中,和江绍基教授白手起家干了起来。

  20世纪60年代初,医院实验室的条件很差,只能做一些基本的肝功能试验。但到了6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医学有了较快速的进展。20年代70年代中期我们拿到了一套纤维内镜,并且有了内科实验室,开展了一些实验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诊断了第一例A型胃炎(萎缩性胃体胃炎)伴有恶性贫血,有许多实验室化验证实,这也是全国第一例确诊的病例。我们这些医生都觉得在业务上必须取得更好的成绩,迎头追赶失去的时间和能有比较好的医学水平。不幸的是,多年努力又毁于十年浩劫。粉碎“四人帮”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我们再次从头做起,当时许多年轻医生都纷纷表示愿意加入我们消化学科的行列。于是年在江绍基教授的带领下,我们终于成立了上海市消化疾病研究所。

  年成立消化所之初正逢整个国家百废待兴之时,既缺少办公和实验的场所,又缺乏投入科研实验的经费和人力,成立的过程是相当艰辛。医院是房间最拥挤、医院,我们只是在一小间房的内科办公室内办公。但最重要的就是解决实验室,江绍基教授向第二医学院领导说明了情况,二医便将位于斜土路的二医分部两间教室借给我们,解决了实验室的问题,可是搞科研得有“兵器”。一无所有的消化所自己筹款购置了一台流式细胞仪。“令人庆幸的是,恰好医院可以申请购买实验器材的通知,于是消化所向市教委申请了研究所需要购买的所有设备仪器,为我们建立新的实验室奠定了基础。在建立消化所的过程中遇到最大医院内何处安排我们的实验室和办公室?医院领导了解了我们的困难,但也没有好办法,只是答应把住院部楼顶七楼的空间给我们,当时六楼已经是加层,要在楼顶的平台上再加盖一层必须请设计与施工单位来承建,西院病房老楼是年建造的,院方找了一些本市的设计院,但因为建筑年代较久,又找不到住院大楼建筑结构图纸,因而没有一家愿意承接设计的单位。可是最终不负有心人,嘉定的设计师终于同意为我们进行加层设计,他们的设计方案是将加层房屋的重心放在大楼四周的承重墙上,如此的加层是安全的。就这样我们新的实验室和办公室就得以建成。

  上海市消化疾病研究所成立后,消化学科主要分为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我主要研究的是胃肠病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胃肠病学而言,我们的研究重点在于幽门螺杆菌;曾明德和邱德凯教授主要研究的是肝病学,当时肝病方面需要研究的东西非常多,如:乙肝、丙肝的流行病学、诊断和治疗等。

  我们从一根纤维胃镜开始着手建立胃镜室,到如今我院胃镜室的规模很大,设备也很先进、上海市消化疾病研究所的实验研究条件在全市也堪称一流,在消化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壮大、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几乎倾注了我们所有的心血。两份学术杂志,倾注大半生心血

  年我们出版了《胃肠病学》杂志,对于消化病学的研究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不仅是对我院、更对上海市和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创刊10余年来,已成为我国消化病学界一本必读的刊物。年我又创办了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的官方英文杂志《JournalofDigestiveDiseases》(简称JDD),年1月被MEDLINE收录,以后又被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SCI-E)从本刊年第8卷第1期开始收录,由此步入国际水平的杂志行列,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也为中国读者了解国外医学的现状、进展以及先进的医学知识与思想开启了一个窗口。如今JDD的影响因子已达到2.0,这表明杂志的质量已上升到一定的水平。

  刚开始办这本英文杂志JDD是比较辛苦的,因为既没有资金也缺少人力,为了和国际社会有一个更好的交流平台,我和同事们都下定决心要办好这本杂志。大家都知道创办一本英文杂志需要充足的稿源,但“万事开头难”,起初我们的投稿人寥寥无几,正好我认识的一位澳大利亚WileyBlackwell杂志社总经理MarkRobertson先生愿意和我们合作,提供了编辑、印刷和发行等一切费用,帮助我们出版这本杂志。现在这本JDD杂志是由我院几位硕士来协助我进行编辑工作,文章的来源也从起初的约稿到如今稿源来自国内外和香港台湾等地。每月出版一期。目前我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主编”这个位置上,对文章的审核和整理做好把关工作。

  这本杂志已被Medline以及SCI-E收录,我感到很欣慰,它不仅推动着消化学科的进步,更让我们有机会与国外的消化科医生进行交流。这些年来杂志的读者越来越多,成为国内对外发行量最大的英文专业杂志之一。一年的网上订户达多户,论著下载数量达0多篇次。看到这样的数据,我更感到作为一个国内顶级的研究中心,办好一份专业杂志是一件大事,这能为领域内的学者提供发表成果的平台,使读者有增加知识的园地,更是造福于患者的资源。医学领域与科学研究需要敏锐和冲劲

  医院内科后,我看到我的老师(也是上级医生们)对病人不但关心他们的疾病,也关心他们的思想。他们除了每周的休息以外,白天大都在病房或门诊,晚上不回家,就在宿舍里看书到深夜。日以继夜,天天如此。我想这就是仁济作风。我们应该把这优良作风一代一代传下去。

  我对我的老师黄铭新教授和江绍基院士非常敬佩。他们学识广博,“严谨、严格、务实、创新”是他们留给我们的学风,“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是他们留给我们的为人教诲,老师们的成功是学识与人品的完美结合,是理想与责任的完美体现。虽然成为像黄铭新和江绍基这样的大师是凤毛麟角的,但是追求的过程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实现的。

  我一直提倡学生要在工作中做一个“快手”,其实这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无论在医疗研究或者撰写论文方面,都要高效率。20世纪70年代,我观察到胃肠道动力的改变是某些消化系统疾病的病理生理基础,于是就指导我的研究生做胆道压力的研究;此后,用SPECT研究胃排空、自制导管和pH监测仪等科研成果都算是我在医疗研究上有冲劲的结果。

  年我们消化所率先开展幽门螺杆菌(HP)感染的流行病学、诊断、发病机制和根除治疗等方面的研究,研制出的快速尿素酶试剂盒已经在全国推广使用,并出口到芬兰、英国等欧洲国家。由于现代工作压力增大、生活节奏加快,消化不良越来越多见,可以说是现代人的“通病”。在我国,消化不良患者占普通内科门诊的10%,占消化门诊50%。消化不良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症状易复发,诊治费用逐年上升,因此我非常重视幽门螺杆菌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希望通过研究幽门螺杆菌与慢性胃炎以及消化不良的关系,来改善患者的病情。

  在胃肠道疾病方面,首先是功能性疾病,如肠易激综合征和功能性消化不良都是热点课题,其中有关微生态制剂的研究受到瞩目。其次是关于幽门螺杆菌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主要集中在其与胃癌发病之间的关系上。目前,随着我国胃食管反流病病人的增多,有关非糜烂性反流病(NERD)、糜烂性食管炎(EE)及Barrett食管的研究方兴未艾,而这些疾病也一直为西方国家所   长期以来,小肠疾病的诊治一直是内镜医学领域中的一个难题,近年来,随着胶囊内镜和双气囊小肠镜的问世,为小肠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带来了突破性进展。首先就胶囊内镜而言,病人吞服胶囊后,胶囊沿消化道下行,图像可在体外接收,在电脑上显示出来,现在临床应用的主要是小肠胶囊内镜,近年来已有食管、胃和结肠的胶囊内镜问世,这必将为诊断带来更大的方便。胶囊内镜对于诊断小肠不明原因出血有优势,双气囊小肠镜还可观察小肠的各个部位,基本没有盲区,并可进行活检。目前双气囊小肠镜与胶囊内镜在国内均有应用。此外,还有一种经鼻腔观察食管、胃的细小内镜,可以避免经口给病人带来的恶心与不适,现在国内也有应用。经天然孔道的内镜手术(NOTES)方法目前还处于对猪等大动物的研究阶段,可施行阑尾切除、胆囊切除等手术,腹部没有切口。

  对医学事业孜孜不倦地探索,对未知领域不畏艰险地开拓,对新的高峰勇往直前地攀登,医院学科带头人身上散发的光芒。因此,我要求年轻医生们必须始终坚持在国际前沿研究领域不断探索,开辟出与国际水平相当的研究项目。加强学术交流,要与国际对话

  有些国外学者是我的旧友,我院也经常会邀请这些学者来国内讲学,因此同他们建立了深广的学术交流和人脉联系。我熟识的不少外国学者非但在学术上精益求精,而且态度亲切。其中,日本的MinoruKurihara教授非常热心,每次有中国的年轻医生去日本学习时,他都会热情接待,全力支持我们这些年轻医生的学习和工作,在我们与日本学者的交流中起了重要作用;荷兰阿姆斯特丹医学中心的GuidoTytgat教授是我们医学院的名誉教授,也是上海市白玉兰奖的获得者,他培养了我院一大批年轻医生,并有6位获得了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博士学位。多年来外国教授们不断给予我们学术上的帮助和支持,他们经常前来我国做讲座,让我们的年轻医生学到了大量实用和先进的医疗技术。为了和国际医学接轨,消化所从年开始每四年举办一次上海国际消化系统疾病会议,至今已举办了六届,作为其中四届会议主席,我认为,这样的国际会议是向外国学者学习的好途径,从起初向日本学者学习为主转变为现今的主要向欧美各国学习。

  医院做住院医生以后,我观察到我的上级医生非常仔细地观察病人的病情,详细地询问病史,做好体检,我们年轻医生学习到怎样观察病情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成立消化所的时候,大家讨论我们的重点研究题目是什么,后来我们决定是慢性胃炎的分类,我们有很多的慢性胃窦炎(也就是B型胃炎),但是就没有一例胃体胃炎(A型胃炎),如果我们研究慢性胃炎的分类,就是缺少A型胃炎。那时正好我们病区收入一个血液科借床的病人,我发现病人的血清胃泌素很高,怀疑是否是胃部疾病引起的,胃镜检查显示为胃窦正常,而胃体部萎缩,是一位典型的A型胃炎并发恶性贫血,这样我们消化科就有了第一例A型胃炎并发恶性贫血。在以后的8年多时间里,我们科室一共诊断了28例A型胃炎的病人,并在杂志上发表,最后我们圆满地完成了慢性胃炎分类的研究工作。在我国,胃窦胃炎非常多见,这可能与幽门螺杆菌感染有关,虽然A型胃炎并发恶性贫血少见,但我们仍然存在这类病人。年我们慢性胃炎的研究工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英语作为一种国际交流语言,对于医学人才的培养和发展也更加重要。它不仅有助于提高其专业素质,还可以帮助其学习国外先进的医学知识,了解国外的医学技术和信息。医院都逐渐开始重视英语在医学人才培养中的作用,采取各种方法来提高医学人才的英语水平,从而更好地了解国外先进医学技术和信息。掌握英语即掌握了世界的语言,是考量人才专业素质的重要方面。所以我长久的心愿是希望年轻医生能在英语学习上多下功夫,打好扎实的交流基础。非常欣慰的是我已经看到许多学生走向成功。其中,房静远教授作为消化所的第四任所长,就取得了相当优秀的成绩,他的课题组有关胃癌和大肠癌防治的基础课题有近10项,其撰写的标书也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的资助。

  回首这些年的经历,我时刻提醒自己工作时要戒骄戒躁,珍惜国家和党对自己的关爱和栽培,同时也希望整个学科发展在医疗、教育和科研上始终保持那股冲劲,同时对年轻医生也要给予全面的支持和鼓励,此时此刻我仅希望年轻医生要为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的健康多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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